师兄孙海峰

凡事总须讲究个“先来后到”，这也算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所以我须尊称小一岁的孙海峰为“师兄”。不过仗着自己年纪大一点，所以有关师兄弟的一切礼节上的表现，也基本只停留在称谓上。

现在大家都忙，见面机会不多，但一年总也有几次碰面。见面时也如从前一样，彼此词来语去，没大没小，相互调侃。

前几日，海峰师兄在徐邦达艺术馆举办《旅欧写生展》，这些作品应该是师兄近年来艺术创作的结晶，与多年前的画风迥然相异。参观者也都对予了很高评价。

同为画画圈子里的人，又作为师弟的我，自然很是为他高兴，按常理，我是应该作些有关他艺术成绩之类的阐述，只不过，这些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，不用赘述了。我本也不擅长锦上添花，但看到他今日的成绩，使我想起了些廿年前的事，现在不妨说来给大家听听。

想当初，都还是半大小子，因为热爱画画，两家又住得近，很自然地走在一起。听他母亲说小时候特别顽皮，让父母头疼不已。一次还和小朋友一起爬到了汽车站的顶棚上，说要把水泥浇制的雨棚弄下来。当时听听也就罢了，现在自己也做了父亲，才能体会当时师兄父母的担忧。当然这类“壮举”不可胜数。做父母的出于无奈，才替他找了个书画老师，想让他收收心。这位书画老师就是慈祥又令人尊敬的太先生——沈红茶先生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父母当时的一招拜师学艺，让海峰走上了书画之途。到今日，他已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家。

那时，我们的生活极为单纯，除了上班，都混作一团。慢慢，海峰的画艺大进，大家都称羡不已。直到有天，一个朋友要求他带我们去拜见沈红茶老先生，我才知道他拜师的事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死皮赖脸地跟着去沈红茶先生处，拜了红茶先生为师。因为海峰先进的师门，所以就得称海峰为师兄。这位师兄也拿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听之任之了。后来我慢慢也就斗胆一个人进出红茶先生家了。这些大概都是八十年代初的事，一晃已经廿多年了。

红茶先生是我们的老师，我和师兄却都称红茶先生为：太先生。一开始只是跟着师兄那么称呼，后来才搞清楚，师兄的父亲曾是红茶先生的学生。现在更清楚了，先生的先生须尊为称太先生，与父之师并同，均称为太先生。

后来，因为一位老师的介绍，我与四位朋友一起在杭州的某书画学校进行函授学习。我与海峰师兄在同一个班，当时的老师是浙江画院山水画家姜宝林先生和孙永先生。因为是函授，作业都通过邮局交，老师除了批改作业之外，还非常认真地做一些评语。因为海宁离杭州较近，我们俩大概是一两个星期就去上门请教一次。当时的火车票是一元两角，公交车费是一次五分。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，也不是一笔小的数目。正当我为这笔费用发愁时，师兄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他的父亲在海宁火车站工作，所以对车站的情况很是了解，他穿了铁路的制服，凭借着他的对人有礼的好态度，和杭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混得很熟，只要能从杭州火车站上车，到海宁就没有问题，我也因此“得益匪浅”。那时我还一直琢磨，他是否是从铁道游击队的电影里得到“灵感”。我必须得承认自己想什么事都要比他慢半拍。

因为先有了师兄的拜师，才让我也能幸运地拜在沈红茶先生门下，并且从红茶先生处学到很多珍贵的东西，从这个角度讲，我又确实是心甘情愿地尊海峰一声“师兄”的。

师兄是个极聪明的人，不管是做生意，还是与人交往，都是头头是道，妥帖得很。他就是有这个本事，不管做什么，想做的一定能做到，不得不佩服他。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个很孝顺的孩子，对父母从来都是顺从的，没见过他与父母争执过。

前些日子还收到了海峰师兄的书《北欧表情》，展读之余，很有点刮目相看的感慨。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有段时间疏离过画画，在我看来，也许那只是形式上的疏离，其实心里应该还是没有放下过，所以他终究还是又拿起画笔了，并且一亮相，就让人很吃了一惊，原来他还是那个画画的孙海峰，又出书又出画，搞得风生水起，有声有色。师兄毕竟是师兄啊，不得不服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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